一言以蔽之，是给想要进入中国境内的外国产品，提供一个巨大的免关税中间桥梁场所。
众所周知，各个国家都有海关，且对外国货物进入本国，有权力征收关税。
中国也不例外。
当外国产品进入到中国的海关边境时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，会被征收关税。
但按照目前的政策，海南岛基本成了一个免关税中间桥梁场所。当外国产品进入到海南岛时，不会被征收关税（不是全部产品不征关税，目前大概是6600项产品不会被征收关税），等这些外国产品从海南岛再进入到中国的其他省份时，才可能被征收关税。
我在前面措辞中加了“可能”两字。
因为如果这些外国产品在海南当地进行加工，当加工增值超过30%后，即便销往中国内地，仍会被免关税。
（图片来源于央视新闻）
相当于说，第一步，当外国产品进入到海南岛时，虽然属于入境中国，但是有6600多项产品不会被征关税，第二步，如果这些外国产品在海南当地进行再加工，当加工增值超过30%时，即便销往中国内地，也不会被征收关税。
这对看重中国市场的外国企业来讲，属于一个巨大利好。
对于中国来讲，属于吸引外资的一个手段。
外资可以在海南建仓库或者租仓库，把想要卖往中国的产品，先屯到海南，然后把海南作为一个分销点，通过海南再往中国内地去进行销售辐射。
同时，外资也可以在海南建设再加工基地，把一部分原料和半成品，运到海南，在海南本地加工，当加工增值超过30%时，直接零关税卖给中国内地。
相当于说，国家舍弃了一部分关税，外资在符合零关税条件的情况下，可以在同类产品中获得竞争优势，但所需要付出的成本是，在海南当地建设加工基地，且加工增值至少超过30%。
如果这套政策执行的好，海南本地可以获得投资、技术、生产、就业，以及由此形成的消费等。
本质上属于利益交换。
中国让渡了一部分关税，而外国企业要想获得这部分让渡的关税，则需要在海南本地建设加工基地，进行投资、研发，以及进行招聘雇人，和再加工生产等。
这个政策的执行效果到底如何，需要从外国企业的决策角度进行考量。
对于外国企业来讲，它们在进行决策时，主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：
1、如何确保投资本金安全。
如果在海南建设加工生产基地，投资金额可能动辄数千万甚至更多。第一步，它们需要确保它们的投资本金，是安全的。
不能说，今天投进去几千万或者数亿，过几年，因为各种不可控的原因，这些钱被搞走了。如果投资本金的安全，得不到百分百的保障，跨国资本集团不太容易作出这样的投资决策。
而投资本金的安全，主要取决于以下两个方面：
第一个方面，刑事司法办案流程，必须要有一套相对高维度的客观标准。前些年一些地方财政比较困难的县市，搞的异地趋利执法活动，给法治造成很大破坏。从本质上来说，这些趋利执法活动之所以能够展开，与刑事司法办案流程的客观性、中立性不足，存在很大关系。
刑事司法办案流程，是所有法律流程中，最为严厉的流程。
它可以剥夺他人的自由、生命，罚没他人（包括企业）的财产。
如果这套流程，未能被匹配一套高维度、高标准的客观依据，则对外国企业来讲，跑到中国来挣再多钱也没用，因为相当于在给公安局打工。
企业做大之后，有各种各样的未知风险，如果公检机关的权力不受限，再结合认罪认罚等制度的操作，企业的安全感会大大降低。
第二个方面，征税流程，必须要有一套高维度的客观标准，且要建立一套可以让企业和税务机关，在司法层面进行法律自由博弈的体系，且司法机关在裁判此类案件时，要有相当程度的中立性、客观性。
对于企业来讲，交税是一门技术活。
不像个人，大多数个人的收入来源比较单一，所需交的税种，就那么一点点。
企业所面临的税种，以及所需要交的税的类目，往往比较复杂，尤其当企业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不同的计算方式，可能会导致交税结果千差万别。
同时，中国的税务行政部门，属于既是运动员，又是裁判员。
比如，国税总局发布一个税收文件，便是法律依据。这种做法，跟很多国家不一样。因为很多国家的税收法律制定权限，在国会或者议会，税务局只是执行机构。
另外，早先年有些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，跟一些企业签订了税收优惠协议，但后来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，有些协议的执行陷入困境。白纸黑字，最后却出现执行困境，这些对地方政府的公信力，都是打击。
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根本性解决，则对外国企业来讲，跑到中国挣再多钱也没用，因为相当于在给税务局打工。
2、如何确保挣了钱之后能够转出去。
外国企业跑到中国来挣钱，挣的是人民币。
我国有外汇管制，如何确保挣了人民币之后，能够顺利的兑换成其他货币，并且能够顺利的回兑出去，是跨国企业在决策时的一个重要参考依据。
它们不一定要全部换走、汇走，因为持有人民币的话，在中国境内也可以买到很多东西，但是它们需要这个自由度。
就好比假设中国企业跑到外国去投资、生产的话，如果在当地挣了钱之后，被限制在当地，无法汇出，估计很多中国企业内心会产生担忧。
可进不可出，或者进去容易但出去有很多条件限制，相当于被套牢。
很少有人愿意心甘情愿被套牢，这不符合人性。
3、如何防范立法或政策违约风险。
所谓立法或者政策违约，是指今天制定了一部法律或政策，但是过了一段时间，没来由改了。
所有的投资决策，都是基于当下的法律或者政策。
为了确保投资安全，跨国企业会希望跟投资有关的法律或政策，不要没来由便修改，或者换句话说，可以往有利于投资的角度去改，而不能往有亏于投资的角度去改。
毕竟，几千万或者数亿的生产线、厂房等，不可能说卖就卖、说搬就搬。
不然的话，举一个极端的例子，假设一个新的法律或者政策下来，直接把整个行业团灭，则他们的投资将会血本无归。
对于外国企业来讲，当它们投资如此大的金额后，要么希望你的整套立法、政策制定流程，非常公开、透明，且能听取它们意见，让它们能参与其中，要么在这套立法流程之外，建立一套完善、成熟的类似违宪审查机制，让它们能够在极端情况下，得到救济。
否则，它们便没法对抗立法或政策违约风险。
如果做不到上面这些，对外国企业来讲，则相当于是看见了一块肉，但发现后面还跟着一匹狼。
2021年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了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》，对贸易、投资、财税等作出规定，该法还赋予海南省人大及其常委会，制定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，在海南岛范围内施行。
到目前为止，已经出台大约55部法规，涉及贸易自由、投资自由、跨境资金流动自由、人员进出自由、运输往来自由、数据安全有序流动等方面。
从这些法律法规的出台能看到，解决这些问题的决心，是有的，也已经做了一些框架性和细则动作，但能不能持续发力，以及完全打动外国投资者，对此建立完全的信任，还需要一些时间来观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