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前我在一个公司做销售，当时老板承诺提成是2%，最后我走的时候是1%，还要七扣八扣，最后连1%都没有，这巨大差别的原因是最开始老板没想好。
我当时入职谈工资的时候，那个事业部很小，对整个公司的业绩影响忽略不计，所以老板根本就不在乎是1%还是2%。但是我进入之后，把那个事业部做起来了，后来一算账，如果按照当初承诺的点数计算提成，我就成了公司工资最高的人，比其他人翻几倍，老板觉得这会影响公司其他人的士气。
老板的这个考量有他的道理，但这也说明了老板既没有魄力践行当初的承诺，也没有远见和智慧，很难做大，有点像当初小霸王对待段永平。
其实我们改革开放的时候也是如此，当时太着急了，跑到全世界考察，美国完了去欧洲，欧洲完了去日本，甚至还去新加坡学习，从我们现在的角度看，中国和新加坡不管是人口，面积，地理位置，还是产业结构都是完全不同的，去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学习根本就没有意义，没办法，那时候太渴望了，要把西洋东洋南洋都学一遍。
考察了全世界发达国家之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大规模开放学习，把很多东西都修改了，结果就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，贫富差距急速扩大，国有资产大规模流失，区域发展云泥之别。今年闹得很大的娃哈哈当年就有国有资产流失的嫌疑，都是当初只追求效率不追求公平的结果。
民营经济大繁荣，国有企业陷入困境，后来搞国企改革，工人下岗，都是最开始的理论没有想好导致的。国有企业有沉重的社会责任，而民营企业几乎没有，让苏炳添背着50斤的负重和我跑步，我还真不一定会输给他。
整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保障都处于裸奔状态，1992年才开始缴纳社保，但是直到今年，居然还有一些企业不缴纳。各地为了招商引资，对不缴纳社保的情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各地常年刻意压低社保缴费，这几年深圳的社保大幅上涨，就是对以往的修正。
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，大体都是最开始的理论论证不对，摸着石头过河的意思就是边走边改，改来改去，不断对理论打补丁，最后理论臃肿，四不像。
国有企业以特别低的价格建设了基础设施，最终受益的却是民企，这同样是最开始的时候理论建设没做好。
最典型的就是通讯行业，国家花费几万亿修建通讯网络，但是三大运营商的利润远远不如互联网企业，一个字节的利润就是三大营运商利润总和的两倍以上，而互联网企业的大股东又是外资。所以最后是中国民众花钱建设网络让外资攫取成果。
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不是美国，而是如何进行国内的改革。要在理论层面上想好，把很多后面会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想周全，免得又和初衷相悖。
国内消费低迷，这两年发消费券提振，从结果来说，效果有限，因为没有从源头上改善。这就好像有人说给每个人发钱一样，在没有进行分配改革的情况下直接发钱除了增加财政负担，除了让大家爽一个月以外，对消费改善没有什么帮助，这是彻头彻尾的歪点子。
还有人说民众不敢消费是因为保障不齐全，问题是要彻底保障齐全，钱从哪里来？
针对这一系列的问题，我们需要从根源上解决。
首先，从理论上来说，我们改革的方向是共同富裕，这个目标确定之后，就需要修改以前“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”的观念，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允许速度慢一点，效率低一点，更多的资源往共同富裕方向倾斜。这就是高质量发展的一种体现。
目标确定了，接下来在行动上就需要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，适当削减一些高收入者的收入。个人所得税，房产税，消费税和增值税的改革就需要进入日程，还要开征遗产税，因为这是二次分配的主要手段和工具。
为了促进消费，可以把消费税从中央全部收取改为中央和地方按比例收取，改变之后地方也有动力刺激消费。
个税要起到调节财富分配的功能，就需要把个税的占比提高，现在个税在税收中的占比才8个点，有点低了，无法起到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。更关键的是要堵住各种避税的方法，这一点至关重要，以往一些看似合理的避税方法，都要堵住。
房产税的征收是大势所趋，只是时间的问题。增值税其实可以再降低一点，取消或者减少一些出口退税。
这样改革之后，税收收入增加了，可以用更多的钱用于补贴生育，养老和低收入家庭，对多孩子和老人家庭进行更大力度的补贴和税收优惠，稳定人口总数和各年龄的比例。
以上是通过税收的方式调节财富分配，这是重新分蛋糕，这个阻力会比较大。除此之外，还要做大蛋糕。
现在全球债务高企，整个西方国家都会不可避免的进入大放水周期，用放水化解债务，在大放水之下，大量资金会进入中国，导致国内的M1会在现有基础上大增，未来的资产价格会上涨，引发工资收入上涨，我个人认为，这是中低收入者工资收入上涨的主要推动力，我们需要在全世界大放水到来之前把分配改革完成。
这一系列的改革完成之后，初次分配也就是民众通过劳动获取报酬会提高，通过税收进行的二次分配缩小贫富差距，让共同富裕的目标得以实现。当这些改革发挥作用之后，民众就有钱了，消费不用刺激自然起来。
这个改革有一个副作用，因为工资提高了，会刺激企业进行技术升级，削减工作岗位，让失业率提高。大家因为害怕失业，又会抑制民众的消费欲望。
稳定失业率的最好办法就是进行生产时间的动态调整，当失业率走高的时候，可以推行4天工作制，如果推行这个制度有难度，可以提高加班工资，抑制加班行为。比如说现在工作日加班是平时工资的150%，可以临时把这个改成250%，如果效果不明显就继续提高，抑制加班也有利于降低失业率，因为企业会权衡，加班费太高不如直接再招一个人。
意思就是一个，把失业率和生产时间挂钩，形成一个动态平衡，不能是一成不变的。现在失业率的提高主要就是生产力高速发展导致的，生产力发展是永久的，而且是一直往前的，我们不能用临时措施去应对永久的问题，所以以工代赈，扩大研究生招生这些办法都是没有用的。与其扬汤止沸，不如釜底抽薪，必须要在理论上，彻底解决生产力发展导致失业率高企以及出生率下滑的问题。
这一系列举措展开之后，中低收入者工资提高了，社会保障会更加齐全，随后就是消费复苏。
消费复苏的时候，就是房地产反弹的时候，也是生育率企稳的时候，这三个问题本来就是一个问题。这些年我们针对消费，房地产和生育率都有针对性的措施，但是效果都不好，就是因为只是治标，没有治本，我们要把这三个问题当成一个问题治疗。
如果一副药吃了一段时间没有效果，就是不对症，不要再吃了，要重新找病因。消费补贴出了几年都没效果，其实完全不用出了。
在共同富裕目标达成的过程中，教育的内卷也会减缓，因为贫富差距缩小了，继续卷教育的意义就没有了。范进之所以会发疯，是因为中举之后地位会大幅提升，胡屠夫之前骂他是现世宝，中举之后说他是文曲星下凡。如果举人和秀才的差别不大，胡屠夫也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差，所以贫富差距缩小以后，教育内卷会自然消失。
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提高国有资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。
仅仅靠税收来调节贫富差距是不够的，还需要提高国有资产的规模，国有资产占比太大会失去效率，改革开放以前的效率就有点低，占比太小又让国家发展的财富大量汇聚到少数人手中，所以达到一个什么比例，能让经济保持一定效率的同时又不过多的失去公平，这也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。这是生产资料归属权的问题，是生产关系改革中的重要一环。金融改革的本质就是生产资料的归属，所以金融改革为什么是所有改革中的核心就在于此。
所有这些改革涉及到生产资料归谁所有，劳动成果如何分配，劳动时间如何适合生产力，综合起来就是生产关系的改革。
前几年的改革之所以慢，我猜想可能是在理论上没有形成共识，一旦有了共识，改革的速度就会非常快，只要看到改革的初步效果，全社会就会形成共识，让改革的进程加速。